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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道四大流派之雅士茶道

古代的“士”有机会得到名茶,有条件品茗,是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茶助文思,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是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

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

此处所说的“士”是已久仕的士,即已谋取功名捞得一官半职者,或官或吏。最低也是个拿一份工资的学差,而不是指范进一类中举就患神经病的腐儒,严监生一类为多了一根灯草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庸儒;那些笃实好学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

中国的“士”就是知识分子,士在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得“入仕”。荣登金榜则成龙成风,名落孙山则如同草芥。当然不一定个个当进士举人,给个“地师级”、“县团级”官儿做做,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温饱,方能吟诗作赋并参悟茶道。这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点。

中国文人嗜茶沓在魏晋之前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左思、郭噗、张华、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人数寥寥,且懂品饮者只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后凡着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还有李白、杜甫,陆羽、卢金、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宋代写条诗最多的是梅尧臣、苏城、陆游,还有欧阳修、蔡襄、苏辙、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等。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一个中山涛有八斗之量,刘伶更是拼命喝酒,“常乘一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云:死便掘地以理”。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土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干秋。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担任茶道的主角。

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一则,他们多有一官半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贡茶以皇帝为先,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先尝为快”;二则,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既然“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茶中自有“黄金屋”,茶中自有“颜如玉”,当年为功名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所以,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着之以文传播茶艺;三则,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诗作赋。、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的酷叮大醉,头脑发胀,手难握笔何以能诗?但菜却令人思勇神爽,笔下生花。正如元代贤相、诗人耶律楚材在《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中所言:

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

黄金小碾飞琼雪,碧玉深瓯点雪芹。

笔阵兵陈诗思奔,睡魔卷甲梦魂赊。

精神爽逸无余事,卧看残阳补断霞。

茶助文思,兴起了品茶文学,品水文学,还有茶文、茶学、茶画、茶歌、茶戏等;又相辅相陈,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

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入仕”的土为主体,还包括未曾发迹的土,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因秀,青楼歌妓、艺坛伶人等。对于饮茶,主要不图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于闹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点什么。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在乎风月之间,在乎诗文之间,在乎名利之间,希望有所发现,有所寄托、有所忘怀。“雅”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品茗之趣。

二是茶助诗兴。

三是以茶会友。

四是雅化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