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茶道大行”的时代。幽丛隐逸山野的“自然之茶”，到了唐代成了“‘茶之为用’‘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的人性化了的“文化之茶”。清初顾炎武《日知录》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取蜀是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至唐，其间，又走过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
这段时间，茶叶的日常饮用一直在民间发展着。有关民间茶事见诸文献的记载也多起来，《广陵耆老传》中，有段非常有趣的记载：东晋元帝时，有老婆婆，每天一早，独自提着一器皿的茶，到市场上去卖，市人争着买来喝。从早到晚，器皿中的茶也不见少，她把卖茶的钱施舍给路旁的孤儿、穷人和乞丐。有人把她看作怪人，向官府告发，州的差役把她捆起来，关进监狱。到了夜晚，老婆婆手提卖茶的器皿，从狱中窗口飞出去了。这段民间传奇故事，反映出饮茶在东晋民间的流行情况。故事可能取材自《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西晋人傅咸撰写的《司隶教》：“闻南方有蜀妪，作茶粥卖之，廉事毁其器具，使无为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独何哉？”。唐代杰出书法家虞世南的着作《北堂书钞》中，以《蜀妪茶粥》为题，也记载了这件事。从中可见当时民间茶事的一斑。
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见到诸葛亮，“二人叙礼毕，分宾主而坐，童子献茶。”东汉末年三国时，来客献茶的民间生活场面，被《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根据历史和民间“说话人”流传的素材写进小说。而能反映饮茶成为民间日常生活必需，比上面文字记载出现的还要早几百年的，是上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随葬物中，出现有整箱茶叶做随葬品，并用竹简标明箱内是茶叶，充分表明西汉时，茶叶已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了。当时茶叶做为商品已经进入市场流通领域，有记载表明，西汉辞赋家、汉宣帝时的谏议大夫王褒，在买家僮的《僮约》中，就有“武阳买荼”的记载。“武阳买茶”的这个“武阳”，在今四川彭山县东约五公里的双江镇，现已知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是繁华的茶叶贸易市场了。而生于公元前一百多年的西汉着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写的《凡将篇》他却把茶叶列入了药物名单中？在这段时间里，文人们的很多文献，都把茶叶的医疗功效写到书中，《隋书》载：隋文帝，梦神人易其脑骨，自尔头痛。忽遇一僧，告其煮茶为饮，服之痊愈。在民间饮茶治病早已有之，如今皇帝喝茶治好头痛，必然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饮茶风气。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御医也曾用茶叶治好路易的头痛。当然法国人喝茶时间比这还要早，因为中国茶叶的外销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民间对茶的功效的认识，也不止于此。在这个历史阶段，饮茶的风气，上至皇帝王公朝士，下到市井庶民。
唐继隋而兴，是汉之后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的王朝。唐代在魏晋南北朝丰富文化积累的基础上，继续了前期文化的发展，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崇儒学”，以儒学为治国的根本方针。同时也对佛、道二教加以扶植，以羽翼儒学。使唐朝文化在内容和风格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丰富性，是文化上所谓“盛唐气象”得以产生的思想原因之一。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他们诗作的内容和风格上所以不同，也是因为他们在儒、释、道三者的取向上有所不同。这种大好的文化局面的形成，是奠定“茶兴于唐”的原因之一，它必然地形成了可以产生中国“茶道”的沃土。
唐代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使茶事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饮茶在民间“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也记载着：西安、洛阳，即从京都到西南的湖北、四川、重庆地区，家家户户都在饮茶。杨华《膳夫经手录》：“饶州浮梁，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饶州浮梁是当时最有名的茶叶贸易中心，也就是白居易《琵琶行》中提到的“商人重利轻别离，上月浮梁买茶去。”的江西浮梁。市场上，则“自邹（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一带）、齐（今山东淄博市一带）、沧（今河北沧州、天津一带）、棣（今山东惠民一带）、渐至京邑（今陕西西安一带），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充分说明饮茶之风已深深植根于民间。
已是“比屋之饮”的茶，自然成为爱好自然的文人雅士的杯中之物。茶助文思，它赋予了文人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超凡脱俗的气质，造就了逸兴遄飞风流倜傥温文尔雅的风度，茶在文人骚客的生活中的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莫怪像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也以茶为题写出《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这样的茶诗。他在诗前长序中写到：“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远在陆羽《茶经》还未问世之前，诗人就能用如此的专业语言，写出对“仙人掌”茶的评价，以诗歌的形式把仙人掌茶的来历、生长环境、形状、命名、功效及茶的制成方法，是旷古未觌，诗人如果没有深厚的嗜茶底蕴是很难写出这样的诗来的。举世闻名的大诗人李白，在公元七世纪就能以茶入诗，用诗赞美茶，无论是在当时或者是现在的世界上，也只能是在一个诗的国度里才能有的事情，他用诗记载了唐代茶叶制作方法的历史！但是如果说，没有民间广泛的饮茶基础，和当时茶叶生产的兴旺发达，可能我们今天也就读不到这样的诗了！茶，由此前的养生去疾，趋向文化意味的嗜好，也就成为生活上的赏心乐事的享受了。
入唐以来，热衷品茗的文人骚客，以诗文入茶者众。流传至今还可以看到的，像初唐的着名诗人孟浩然在清明时节，空堂坐忆亲友的茶诗《清明即事》中：“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就反映了在当时以茶代酒的习俗；唐初文人虞世南工书法、善文辞，辑录撰写了很多茶事文章，收在一百六十卷的《北堂书钞》中传世，其功不可没；还有多写边塞生活的诗人王昌龄，也竟然写出了有关禅院茶事的诗《题净眼师房》：“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倾人城，倾人国。斩新剃头青且黑。玉如意，金澡瓶。朱唇皓齿能诵经，吴音唤字更分明。日暮钟声相送出，袈裟挂着箔帘钉。”这和他写的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卢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那种并吞四海之志，投笔从戎，从军塞外，抒同仇敌忾之壮志，咏立功塞外民族之豪情的边塞诗相对照，判若两人！再看看诗人在寺院与女僧参禅品茶时，置经文茶香于不顾，被有着倾城倾国之貌的女禅师所倾倒的场面，有趣的是，女僧在傍晚送诗人出门时，可能心动分神？身上的袈裟却让门的帘钉挂着？不难看出，这种因茶缠绵的有声、有色、有情、有意的场景！对出生在长安的诗人，当然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虽说诗中可能是在打趣自嘲！可它反映的却是唐初寺院中的真实情况，女禅师是和和尚一样，为坐禅破睡，招待施主，日常对茶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佛门茶事的盛行，更使茶事在民间迅速普及、发展。
到了中唐时期，品茶悟道已成为一种思潮。茶事文化高潮迭起，这时出现了集唐以前茶文化之大成、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图文并茂的茶书——《茶经》问世。这是学者陆羽积近二十年之功写成的系统详实，内容宏富的有关茶叶和茶事的“颇切实用”的茶叶经典巨着。可是陆羽在《茶经》中，却没能明确提出“茶道”这一概念？其实，陆羽在《茶经》中已然写到：“‘茶之为用’、‘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接下来很自然的便能写出“品茶有道”这一“茶道”概念，但是，可能是他“凡心太重”？竟与提出“茶道”这一概念失之交臂！落得个“楚人《茶经》虚得名。”的结果。后人认为陆羽在《茶经》中，只是倡导了茶道精神？
陆羽深受先秦儒家那种“仁以为已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影响，但不愿为官。他原是遗孤，被竟陵龙盖寺智积禅僧收养。14岁得到竟陵太守李齐物的赏识和关照，后又被推荐到火山门向邹夫子学习数年。上元初，隐居苕溪，闭门着书。《茶经》多写形而下的东西，所以深得民间的喜爱和重视，对饮茶习俗的普及和对中国茶文化的研究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被祀为“茶神”。
一百多年前的日本学者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提出：“是唐代的时代精神把茶从粗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使它达到最终的理想境界。我们的第一个茶的改革家是八世纪中叶的陆羽。…诗人陆羽从饮茶的仪式中看出了支配整个世界的同一个和谐和秩序。在他的伟大着作《茶经》（《茶的圣经》，The Holyscripture of Tea）中，他制定了茶道（fhe code of Tea）。”显然，冈仓天心是不知道“茶道”这一哲学概念，在中国是怎样提出来的？
“茶道”是和陆羽同时代的、陆羽的挚友着名诗僧皎然，在一首《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茶诗中提出来的。诗僧皎然，石破天惊地提出“茶道”这个带有知识产权的、世界第一的“中国茶道”概念！诗人灵感可能来源于喝到朋友送来的新摘的好茶，诗中开始就说：“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漂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意思是：喝着越州的朋友送他浙江新昌产的剡溪茶，是新摘的上等茶芽制成的名茶，用金属鼎煮好，盛在素色碗中，雪白泡沫散发着茶香，这茶像琼浆玉液似的！全诗的中心是“三饮”得“茶道”。诗中写到：“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时此刻诗人的心进入茶中，把人们品茶时常见的事物，做了发人之未发的省悟，一饮进入茶中，睡意全消，感到天清地爽，一片新天地；再品神志清明，有了新顿悟，忽然像天上飞来的细雨，将空气中的尘埃清洗干净；三饮悟得人生处世之道，对人世的认知提升到新高度，再也用不着苦苦地去破除人世间的什么烦恼？好喝的茶无疑在刺激着诗人长期以来的品茶感悟，心中积聚的意会，一吐为快。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于是诗人奏响了品茶悟道三部曲，层层递进，步步为营，在众嚣中独具我见，以哲人的观念和思维，开掘前所未有的人生内面精神，妙悟盎然的新创意，写出富有哲学力量的诗篇，“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把千百年来不好言传的东西，举重若轻地用诗表达出来。诗中：“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以恰如其分地、准确无误地、高度概括地哲理性的语言，把“茶道”提出来。诗的喻体自然，妥贴可寻。你看，他说的：“谁能知道‘茶道’的全面真谛？只有仙人丹丘子才能知道。”这是全诗的最后两句，读来却有水到渠成之感。
皎然生卒年月不见文献记载。据现代学者考证，应为开元八年（公元朝720年）——贞元末年（公元800年）俗姓谢，字清昼（一说名昼，昼上人），晋代着名诗人谢灵运十世孙，（实为谢安后裔）。湖州长城（浙江吴兴）人，是唐代贡茶顾渚紫笋茶的产地，嗜茶亦善烹茶。出身儒学世家，有良好的幼学基础，博览诸子百家，及长学道伤了身体，中年在杭州灵隐寺受戒，遁入空门，专心于禅宗，不久回故乡吴兴（今浙江湖州）杼山妙喜寺时，已是着名的诗僧和学者。唐代着名诗人刘禹锡说他是：“世之言诗僧多出于江东，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更有人说他是：亦一代伟才焉。而其僧人的身分，自然地能使他长期地生活在民众中间，汲取民间营养。与官宦、文人、道士、僧俗多有交往，常与韦应物、灵彻、颜真卿、袁平、李萼、张志和、陆羽等诗歌唱和往还，过从甚密。学习律宗、律藏，南北禅宗，内外兼修，着作颇丰，着有《皎然集》（即《杼山集》）十卷；探讨诗歌创作理论的《诗式》五卷、《诗评》三卷、《诗议》一卷，其中《诗式》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它奠定了唐诗创作的理论基础；还着有《茶诀》三卷、《儒释交游传》、《内典类聚》、《号呶子》传世。他秉承儒家的“君子谋道不谋食”为其一生使命，参禅悟道作诗，集儒释道于一身，其学识素养、惊人的智慧和哲人的思维方法，和他同时代的人是无法与其相比的。他把中国“茶道”概念与唐诗结合；把“茶道”的深邃文化艺术内涵与唐诗的文学艺术结合；把“茶道”中的热爱生活崇尚自然的态度与唐诗的浪漫气息结合；这无疑丰富了“茶道”的文化艺术内涵；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茶道”及中国茶文化的认识。通过唐诗来表现“茶道”，既能便于传诵，又能提高“茶道”的文化品位，也给“盛唐气象”增添了光辉色彩。
